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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厉以宁谈“60年回顾和当前的改革”

2017-09-25 15:34

编者按:中国崛起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无论持有何种立场的人都无法否定这一点。在人民共和国60周年之际,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一历史中发现更加合理、更具成长性的解释,以深化当前的改革。本期刊发厉以宁、刘伟、姚洋教授对中国经济60年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改革的思考。

回顾中国60年历程,我们经历了三次突破。今天我们正处于第三次突破的历史进程中。

中国的三次突破

第一次突破是1949年的制度更替。1949年以前中国长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,到1949年中华

人民共和国建立,我们很快就进入社会主义阶段,并最后建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。这是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,社会主义制度替代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。

第二次突破是1979年开始的体制转换。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体制上开始转换,开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。这30年我们基本上已经过渡到市场经济这条道路上。改革尚未完成,今后还要继续在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努力。

第三次突破是2003年以后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。在此以前,我国的制度和体制已经确定。2003年我们开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。从前的增长模式是速度型的而不是效益型的,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。传统的发展观支持和支撑了以往的经济增长。2003年以后我们逐步要做到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。科学发展观和传统发展观的区别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:

第一个区别:传统的发展观重物轻人,重物质生产,而对人并不是非常重视;科学发展观把“以人为本”作为原则和指导思想。

第二个区别:传统发展观重生产轻生活;科学发展观关注民生问题,致力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。

第三个区别:传统发展观把GDP看成是最重要的,甚至是唯一的,不管是粗放型还是速度型,反正是上去就行;科学发展观认为GDP是重要的,但是决不是唯一的,因为经济增长是基础,必须要搞,但是不能以GDP为主,而应该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。

第四个区别:传统发展观不重视可持续发展,在某种意义上讲,这种速度型的发展就是掠夺型的,就是把资源尽量地用;科学发展重视的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,重视节能减排、保护生态,走循环经济的道路,强调这样才能做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科学发展要树立这样的信念——环境不是我们这一代所独有的,而是我们跟子孙后代所共有的;资源也不是我们这一代所独享的,而是我们跟子孙后代共享的。我们必须走循环经济道路。

循环经济至少有四个特征:

第一个特征:要充分利用资源,不能浪费资源。比如一个铜矿,里面可能有各种伴生的矿,不能只开采铜而其他都不要,必须要综合利用和充分利用资源。

第二个特征:尽量减少废水、废气、废渣的排放。

第三个特征:要从已经排放的这些废水、废气、废渣中回收可以利用的物质。比如废水中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提炼,废气中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回收,废渣也不完全是废物,比如煤矸石就可以用作建筑材料或者燃料。

第四个特征:实在无法利用的就应当做无害化处理,不能乱丢,比如深埋等等。我们就是要保护生态,保护子孙后代的健康。

现在我们正面临一个挑战,即环保的概念有所延伸和发展。这也是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要注意的问题。以往我们的环保着重的是有没有毒,比如产品中是不是含有农药,产品是否安全、可靠,或者废水排出去以后是不是有危害人的健康的东西,环境是否清洁、安全。近年来环保标准已经改变,即使没有毒的东西也不能胡乱排放。比如二氧化碳的排放跟气候变暖有关系,如果大量排放就可能最后导致气候变暖,这对全人类都是灾难。

现在已经不再是有没有毒的问题。二氧化碳没有毒,但可是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,关系到人类的生存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,就要实行低碳经济,碳排放分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,我们工业化起步比较晚,历年排放二氧化碳的量加起来不多,可是在增量方面我们总排放很大。这是国际谈判的重要指标。他们都说我们现在排放的多,可是我们过去排得少,存量少。但是如果不注意,增量就会慢慢地变成存量。假如不注意这个问题,也许将来某一天世界其他国家就会抵制中国产品的出口,他们会说我们的产品不符合低碳经济的标准。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增长方式必须转换。现在还没有大突破,但是方向已经定了,我们正在进行增长方式的改变。

这就是对60年的简单总结。

一分为二地看计划经济

从1949年我们开始陆陆续续推行计划经济,到1979年体制转轨刚好是30年。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实行了30年之久的计划经济呢?

首先得承认,这是历史所造成的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当时发达国家对中国是抵制的,不跟我们来往,所以我们主要跟苏联阵营和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来往。我们当时可以学习的,并且跟中国能够联系上的、对中国有帮助的,就是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。在当时受到封锁的历史条件下,我们很自然地向苏联学习。

此外,当时我们从国民党那里接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。国民党时期私营经济是不发达的,国民党主要的大矿山、钢铁公司、铁路都是官僚资本的,也就是国营的。大矿和大钢铁企业都归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管。我们把这个摊子接收过来,当时不能设想卖掉这些国有企业,因为外边人不会来投资,中国的私营企业又都很弱,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,当然只有学苏联搞国有化。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。

对计划经济时代,我们要一分为二地评价。在当时这既是必须的,也是必然的。我们只有走这条路,同时它也为我们工业基础的奠定起了作用。苏联援助的150多个项目都是国有企业,这对我们以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,应该予以肯定。但是也应该看到,计划经济体制存在问题,主要是效率比较低,也没有真的解决公平问题。

在革命胜利以前,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大都在宣传资本主义有各种毛病,都认为计划经济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两大问题,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实行计划经济。

一是短缺问题。凡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,都是生产力还不发达的国家,并不是如马克思当年所讲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。比如十月革命的俄国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当中最不发达的一个国家;中国就不用说了,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。在这种情况下,只有通过计划经济组织全国的生产,安排各种原材料的分配,在短期内使经济上去,解决短缺问题。

二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问题。通过计划经济能够把重要的生产都组织起来,原材料经过配置,最后产品也得到公正分配,贫富差别就可以缩小,于是公平问题就能够解决。

但后来的实践证明,这两个设想是不切实际的。为什么?

首先,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不能解决短缺问题。第一,要解决短缺问题,就必须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,可是在计划体制下企业没有积极性。因为计划体制下的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,不过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;个人在平均主义分配模式下也没有积极性。没有生产者的积极性怎么能够使产量大幅度上升,解决短缺问题呢?

第二,增加供给,就是要增加有效供给。有效供给必须建立在市场基础上,要满足市场需求。而计划体制是排斥市场的,完全是根据计划实行的,增加的供给中有一部分是无效供给,生产了就进仓库被积压起来。无效供给不仅解决不了短缺问题,反而使短缺更加严重,因为资源被浪费了。

第三,增加供给,就必须增加投资。投资应该是有效投资,生产出来以后能够提高生产力,能够满足市场需要,然而计划体制下很多投资是无效投资,因为这种投资不承担风险,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,所以很多投资迟迟不能形成生产力。这样浪费了资源,使资源短缺更严重。

第四,计划体制是一个封闭的体制,在封闭体制之下不能实现资源的转换;而市场体制是一个开放的体制,可以实现资源转换。例如,瑞士是一个小国和山国,资源很贫乏,可是瑞士不短缺,因为它实现了资源的转换,利用很好的旅游资源取得外汇,购买它所需要的任何东西。日本是一个资源不足的国家,要铁铁没有,要石油石油没有,煤也不多,可是日本不短缺,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,依靠自己的高科技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东西。而计划体制下的前苏联尽管地大物博、资源很丰富,可是个封闭体制,短缺很严重。

根据以上四点,当初设想计划体制能够解决短缺问题,不符合实际。凡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不短缺的。这就说明历史事实否定计划经济能解决短缺问题。

其次,计划经济能解决公平问题,同样不符合实际。也从四个方面来分析:

第一,什么叫最大的公平?共同富裕是最大的公平。计划体制下连短缺都不能解决,这怎么能达到共同富裕呢?贫穷不是社会主义,如果贫困很普遍,就不能够实现最大的公平。

第二,机会均等是公平。什么叫机会公平?运动场上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,谁有多大本事就跑多快。也就是说出发点是相同的,差别是竞赛能力。而计划体制下不是这样,比如跑一百米,有些企业和人在起跑线上,有些得到照顾在起跑线之前60米,有些受到排斥,在起跑线之后40米,还有些不让参加比赛,这公平吗?三四十年前的多数年轻人能够上大学吗?即使他成绩好,由于各种原因被剥夺了机会,大家不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。1977年以后恢复高考,让一切有资格来参加考试的人都在一条起跑线上,这就是公平。

第三,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是公平。今天社会上有很多农民企业家,这些农民企业家从哪来的?过去怎么都默默无闻?过去不可能有成绩,因为生产要素不让流动,他被束缚在生产队里,不能自由流动,不能到城里来找工作,更谈不到自己创业。而改革开放以后,走向市场经济,农民企业家有发挥自己长处的地方,经过多年的努力有了一定成就。生产要素不让流动是极不公平的表现,计划体制下就是这样。

第四,计划体制下最大的权力是分配的权力,分配的权力就掌握在那些机构和负责人的手里。比如说当年到农村插过队的,队里有好几十个知青,上面来了10个招工指标,给谁啊?完全由当地的领导说了算。送礼、走后门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所以说分配的权力的滥用是极不公平的表现。

因此,前苏联从成立到解体,计划经济实行70年,依然是一个既无效率、又不公平的国家。

我们对计划经济体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,既要承认当时的历史必然,肯定它起过的作用,同时又必须做到体制转换。

体制改革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延续

一个社会可能有两种或者更多的体制。比如,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刚性的体制,贵族是贵族,农奴是农奴,贵族世世代代是贵族,农奴世世代代是农奴,没有人身自由。这个看起来好像挺硬的体制,实际上就跟一个铁锅一样,禁不起砸,一砸掉在地上就碎了。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下,每个庄园都能够自给自足吗?不能,因为很多东西它没有,庄园不一定能生产好的武器,不一定有好的马匹,不靠海边没有盐,必须到市场去购买,而且没有钱,因为你生产粮食别人也生产粮食,你生产葡萄酒别人也生产葡萄酒,你生产橄榄油别人也生产橄榄油,你有什么东西好卖?所以说没法捞钱。大农场主就想办法怎么把钱捞回来去买东西。有一个办法,就是让那些有手工技巧的农奴,别在田里干活,到外面去,会做鞋的做鞋,会织布的织布,赚了钱以后回来交地租就行了。有一批农奴就离开了,聚集到集市上,形成了城市。最早的市民都是农奴。城市一旦建立就要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,就要自治,于是逃亡农奴就往城市里跑,城市聚集就越来越多。这样,西欧封建社会就出现城市这一新的力量,城市市民就是最早的市场经济主体。城市慢慢壮大起来,资本主义就代替了封建社会。

中国情况就不一样,在魏晋南北朝时也是典型的刚性体制,上面豪门望族,下面一般老百姓,做官的都在上面。但是从唐朝以后就开始转变,比如科举制度,家里再穷,只要科举考取了就可以做官。如果官员的儿子没办法再考取,虽然家里或许有钱,但是他不再是官。欧洲庄园是领土,不能分散,一分散领土势必就减少,就会被别的庄园吞并,因此欧洲的土地是一子继承制,或者大儿子,或者最小的儿子,很多国家是传给长子,但也有一些国家是传给幼子,因为幼子是最弱的,哥哥们到外边去闯吧。古代中国的土地是分家制度,如果做官赚了3千亩地,5个儿子一分,一人600亩,5个儿子又一分,一人120亩,再往下分、再往下分就变得平衡,社会在不断流动。经过中晚唐五代200年过渡,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从宋朝开始转变,已经变成一个弹性体制的封建社会,以科举制度为基础,做官不能世袭,商人可以买地,社会可以不断流动。接下来,从北宋9世纪开始到20世纪初,中国封建社会延长了1000年。假设不是鸦片战争,外来强大力量对封建社会加以摧毁,中国封建社会可能还要延迟一段时间。

这表明,西欧的封建社会刚性体制不改,很快就出现城市,结果是推翻了封建制度;中国的封建制度在体制上改了,结果中国封建社会就延续下来。不改体制丢掉制度;改了体制,制度就保存下来了。西欧的封建社会刚性机制不改,资本主义就出来了;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宋朝最后变成了弹性体制的封建社会,封建社会还是封建社会,制度还不变,但是延续下来了。

同样,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不改体制,计划经济体制再继续保留下去,可能就会遭遇前苏联那样的状况。中国体制改了,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,但是体制和制度做了调整,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可以延续下去。

经济改革的开头“三板斧”

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体制改革,从哪里着手呢?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怎样开始的?

计划体制很牢固,中国的改革应该说是从计划经济链条的最薄弱环节突破的。计划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在农村。农村跟城市不一样,城市的生产是国家管制的,生活是国家包下来的,比如城里人只要愿意工作,服从分配,哪怕种树、修路、打扫卫生,3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就有了。生活上也是,再怎么物质短缺,有粮票、油票、鸡蛋票、肉票,一个月3两也好、5两也好,反正都有。但农村就不一样,农村生产是管制的,生活则不包,所以1959年到1961年饿死的都是农民。因为生活不包、生产管制,粮食都收走了,最后没有吃的;而城里人只有营养不良、浮肿、生病死的,没有活活饿死的。所以在农村,被逼得没办法了,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油灯下签了协议,搞大包干,这就是后来的承包制度。中国的农村改革就开始了。

农村改革开始,几年之后农贸市场什么东西都有了,农村的劳动力也富余出来。富余出来的劳动力于是想办法到城里找下脚料,自己靠村里的劳动力生产,到上海大城市找退休工人来指导,乡镇企业开始兴起。1980年代初,火车、长途车上到处都看得到推销员提着包,带着样品找地方推销,于是在计划体制外出现了一个乡镇企业产品的市场。接着在靠近香港的深圳建立经济特区,按市场规则运行,高楼一栋栋起来,短短几年内深圳全变样。在市场经济下我们的经济发展一样可以高速度,内地的速度不低于香港。

从家庭承包制的推广,乡镇企业的兴起,到经济特区的建立,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的三项重要改革。这好像是给平静的水面丢下三个石头,从此中国经济激起层层波浪,再也不可能回去了。

企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关键

从1984年开始,农村改革了,乡镇企业兴起了,经济特区也建立了。这时人们盯着城市怎么改。

两种改革思路就开始出现。一派认为,要改价格。跟穿衣服一样,第一个扣子扣错了,所有下面的扣子全错了。第一个扣子在哪里?就是价格。因此放开价格就行了。当时国外专家以西德为范例,也推崇这种办法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,西德经济很强,可是战后西德被英、美、法占领,物价飞涨、物品短缺、匪盗猖獗、失业严重,怎么办?西德在美国的帮助之下进行改革,把物价全部放开。果然西德经济就乱了,但是经过几年之后的恢复,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复苏。外国专家就建议,西德能这么改,中国为什么不能这么改。

当时国务院准备采纳这个方案,各种方案都在酝酿怎么放开价格。在这个紧要关头,1986年4月底,北京大学在办公楼礼堂举办五四科学讨论会,由我做了一场报告。这场报告叫做“改革的基本思路”,人山人海,我的座位后面全是人,窗子上都是人。我的报告第一段话就是讲,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就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,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依靠所有制改革的成功。改所有制就是要改企业,从企业改起。那场报告反响热烈,外面报道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改革思路,就是改所有制。

那年夏天,我带几个学生到哈尔滨去讲学,讲完之后本来是黑龙江有一些招待活动。但是课刚讲完,大家就要准备第二天坐火车的行装,因为北京来电话催我连夜回北京,谈谈为什么不主张改价格。当时我的汇报是这么说的:

第一条,西德是个私有制经济的社会,企业都是私营企业,把价格放开企业就会自我调整,优胜劣汰,经过这关,西德经济就可以发展。但是中国不行,中国是公有制,企业都是国有企业,国有企业放价格要听上面的,结果亏损还是国家赔。所以条件不一样。

第二条,西德是在美国援助下搞的改革。当时有马歇尔计划,物价上涨之后,通过进口面包、面粉、黄油、汽油,就可以一下子平下来。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寄希望于哪个西方发达国家,它们不可能大量地援助我们。我当时感觉这两个理由很充分了,但是似乎没有打动听我汇报的领导,于是就提出了第三条。

第三条,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,内因是变化的根据,外因是变化的条件。放开价格是改善环境,改革的内因是企业改革;不改企业,价格怎么能起作用。这时候领导觉得有道理了。

第四条,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,生产第一性,流通第二性,生产决定流通,流通反作用于生产。中国的价格改革是流通领域的改革,而关键是生产领域的改革。不改企业,不改生产领域怎么能行。

总算价格改革暂停,方向转到了企业改革,推行股份制。可是股份制的推行波折很多,有重重阻碍,几次受到批判。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,说市场西方国家有,我们一样可以有,不好将来再关嘛;股份制西方有,我们一样可以有嘛。于是开始做试验。到十五大,中央正式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。

因此,价格改革不是整个改革的出发点,而是整个改革的最终成果,价格全部放开是改革的最终成果,到现在还要继续改,比如有些资源价格要放开。但是企业必须是关键,企业改革最重要,就是要重新塑造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。这样我们对中国改革就可以有新的了解。

中国经济“刹车容易启动难”

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需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:

第一点,当前的经济回升的基础还没有巩固,宏观经济政策最近也不必急于变动。

回升基础不牢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:

一是目前的经济回暖靠投资带动,而投资带动的只是中间需求,并不是最终需求。投资所需求的是用来再进一步生产的原材料,而最终需求是民间的消费。

二是投资中又以政府投资为主。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,政府投资多了反而把民间投资向外挤了。应该是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,不能挤它,而要带动它。

三是某些指标到7月底看来还不理想(8月份指标刚刚出来)。其中有三个重要指标不理想。第一个指标,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虽然比年初要好,但没有恢复到过去,这主要是因为对外贸易我们无法决定,它受到欧美国家复苏缓慢的影响。第二个指标,公路上货柜车的通行量不如以前,这表明国内各省之间的运输没有恢复到以前。第三个指标,厂房的闲置率还比较高。这主要是我们在广东调查所得出的看法。过去港澳台的投资撤走了,厂房马上就被租用,因为新盖厂房慢,买现成厂房要快一些;但是现在不同,投资撤走了,厂房长期闲置在那。这就表明外资来投资的愿望不如以前,所以说基础是不巩固的。

但是目前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。现在流动性偏大,不是量的问题,而是结构问题。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:

一要注意让信贷的量真正进到实体经济,而不能停留在虚拟经济当中。我们在外面调查遇到的情况是,很多大企业不想借钱,可是还要借给它,因为银行有任务。结果钱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,而是进入股市楼市,还在虚拟经济中。

二是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。这一点到7月底8月初还没有被重视起来,因为中国中小企业范围太广,雇3千人以下的都叫中小企业,雇10个人的也是中小企业,这么大一个档次,全国99%是中小企业,大企业很少。我们去调查,他们告诉我,中小企业贷款有的给了,给的是中等偏上企业。中等的、中等偏下的、小企业很难贷到款。我们在广东省跟那些企业家谈,平时流动资金还是需要的,小企业贷不到钱怎么过?因为我是教授,他们讲话比较随便,说你不知道,我们只能全借高利贷,高利贷利息很高,政府也不管。我们到工商局反映,他们说这些借贷是双方自愿的,是签了协议的,这是我们不管的;除非砍了手指,把谁家的儿子、女儿绑架了,那我们就管。

这个方面需要改革。今年全国政协会上有一个委员曾提出,要细分中小企业,中等就是中等,小就是小,别混在一起说中小企业。小企业还要分出微型企业,就是雇十个人以下的或者自己单干的最小的企业。大银行对大企业,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,小银行对小企业和微型企业,指标细分。现在含混地讲中小企业,结果全是中等偏上企业。

最近,围绕宏观经济政策(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)究竟要不要变这一问题,学术界有两种观点。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变了,因为重点应该转到防止通货膨胀的反弹。假如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又来了,就应趁早防着;现在货币政策再这样适度宽松是不行的,要开始调整。但另外一方意见认为,现在不宜变动,因为通货膨胀现在还没有迹象,消费品价格现在是平稳的,生产资料价格是个别的产品有所上升。

考虑到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巩固,特别是存在结构性问题,宏观经济政策暂时还需要继续不变。但是这不等于不可以微调。可以进行微调,在有些方面适当地调。也不是说一直不变,而是要再观望一下。

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怕冷不怕热,稍微热一点没有太大关系,但是一冷以后,什么问题都出来了,比如就业问题之类的。中国经济跟一部汽车一样,刹车容易,起步难,你让它刹车,一踩刹车马上就停了,但是启动很难,发动半天也不起来。

原因何在?刹车的主导权在政府,政府把财政闸门一关,货币阀门一关,马上就刹住了;但是经济的启动需要民间消费、民间投资的带动;民间不消费、不投资,只观望,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如果对前景没有信心,三年不买衣服、不换电器、不换家具,日子照样过。我个人的看法是,今年第四季度再看看,如果需要调整,明年再调整。

解决就业问题要靠民营企业

第二点,就业始终是中国最大的问题。

经济学中有一条规律,叫做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不对称性。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提出来的,称为“奥肯定律”。经济开始滑坡,就业并不会立刻滑坡,就业滑坡是滞后的。因为经济滑坡了企业不会裁员,要观望一段,现在把人都裁了,万一接到订单以后怎么办。如果过一段实在没有订单,就业率就下来了,但也不会立刻起来。因为企业会先使用现有人力,发挥他们的潜力,不急于招人;等潜力发挥得差不多了再开始进人。所以经济增长周期和就业周期是不对称的。而且由于技术在进步,人均资本的装备率在提高,对工人技术水平的要求比以前也更高,每一次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量并不多。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规律。

我们还要懂得,中国就业有自己的国情和特点。去年11月,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发生,我在西欧跟那边的经济学家开座谈会,他们就提出一个问题:西欧国家年增长率保持在2%~3%就心满意足了,不会发生就业问题,因为退休的工人下去了,岗位空出来了,新达到就业年龄的工人就填补上去。西欧如果发生就业问题,那不是本国工人的就业问题,而是北非来的移民的就业问题。增长率跌到6%你们就慌了,我们觉得6%挺好,那么高,你们中国为什么非要保持经济增长率8%才行呢?

我的回答是,你们的工业化已经有200年,农村劳动力都释放完了,农业人口比例很少,而且都是有家庭农场和住房的小农,生活过得还可以。另外,城乡社会福利的待遇也是一样的,农村的社会保障跟城里一样,他们干嘛要进城?

中国不一样,中国城镇化率只有45%,农村人口55%,农村户口的人数比这还要高,因为农民工进城以后还是农村户口。1980年代中期或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跟老的农民工不一样。1980年代中期出来打工的一些农民工,文化水平不高,初中或者小学毕业,但是打工目标非常明确,在外面挣了钱回家盖房子、讨老婆,是要归根的。新一代农民工根本就不想回农村,他不是为了收入,主要是因为农村跟城市居民的待遇相差太大,他们要留在城里,取得跟城市人一样的待遇。如果中国的城镇化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,意味着30年以后我们才达到75%。一个百分点意味着2千万人要进城找工作,有那么多工作岗位吗?新生代的农民工要取得跟城市人一样的待遇,孩子要在城里上学,住房、医疗、社会保障都跟城里人一样,所以这个就业压力大。

这个问题怎么解决?国家投资修公路、修铁路,解决了一部分就业,可是不能解决现在的农民就业问题。因为现在沿海一带企业倒闭了,出口加工企业倒闭了,那些回乡农民去修公路吗?他在外头干了十来年,30岁到40岁,习惯了城市生活,在工厂里有了一定的技术,修公路他是不去的。修公路是另一批人,18岁到20岁的,男的。修公路又能增加几个人呢?办个大钢铁厂、办个大工厂能够几个人就业?

现在如果放宽政策,让小企业、微型企业能够融到资,公平准入问题解决,就将会吸收大量劳动力。全国的个体户上千万,日子好一点,每个个体户找一个亲戚来做帮手,每一个小企业增加几个学徒帮工,就可以解决几千万人的就业。就业问题不是靠国家自己投资解决的,主要靠政策。把融资政策解决了,个体户税负减轻一点,正常情况下工作有保证,马上就业就会增加。

农民工回乡以后,如果田租出去了,租约没有到期不能把田收回,一般人也不愿意务农了,怎么办?创业吧。在县城住、在镇上住,自己出一点钱,有一点积蓄,亲戚朋友帮助一点,再给他一点小额贷款,几万块就够了,开个小店,办个小作坊,就可以维持下来。比如,在沿海服装厂工作过的,开个裁缝店没问题;在沿海鞋厂工作过的,开一个卖鞋、修鞋的小店也没问题。或者在村里办一个养鸡场、养猪场,也可以解决自己的就业,但也得有贷款。

当前林权制度改革是一个大事情,林权制度改革可以说相当于1979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。1979年农田承包了,山林没有动。当时刚改革开放,人们担心政策说变就变,今天赶快砍树,砍完以后再种;如果过几年再砍,就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了。林权承包(包山到户)一直拖到前几年才开始试点,2008年中央才有政策规定。中国的耕地18亿亩,中国的集体山林25亿亩,一家可以包好几百亩。现在到福建、江西、湖南去看看,那里林权制度改革走在前面一步,情况都变了。因为林权承包讲的是70年不变,中央文件写着呢,所以现在大量地种树,爷爷种树让孙子辈砍。湖南种的是油茶树,果子可以炼油,那个油是茶油,比橄榄油的营养价值还好。农民又增加收入,又满足市场的需求,而且生态效益大。所以整个都变了,林下经济发展起来,养鸡、种蘑菇、种药材,有竹子的地方编织一些东西,热火朝天地搞。林区需要多少劳动力啊,这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大办法。所以福建、江西从沿海一带回来的农民很多都上山了,而且说到我们这儿来吧,别回重庆,别回四川了。这种情况对中国就业是有好处的。

大学毕业生就业怎么解决,当然现在有各种办法。全国政协开会,有委员介绍服务业外包的经验,这是中国劳动力能够充分发挥才能的地方。西安一个博士生毕业,专门替美国人的仓库搞值班。因为中国的白天是美国的夜晚,仓库要有人看,在美国夜晚上班工资要高很多,成本太高,就找中国人看。中国人不用去美国,全部通过电脑网络,很多电视探头,上班就坐在电脑前面,直接有电话通美国当地的警察局,这里有几个可疑的人出现,在第几个探头下照到了,那里冒烟了、失火了,赶快来查。这个工作,大学毕业生一训练就行了。

重庆则有一家公司专门跟日本人做网络诊所。日本人相信中医中药,可是到中国来看一次病太贵,这样就可以在网上看病。那边透视、血液检查报告、CT、核磁共振图片出来了,在中国诊断,网上开药和邮购。服务业外包可以干的事情挺多,大学生不用怕没地方就业。中国人一般是勤奋、肯干,而且成本比外国低。

中国就业问题应该得到充分重视。现在全国新增劳动力的75%,是民营经济吸收的。解决就业问题最大的基础还在民营企业,这一点一定要注意。

发展转型和自主创新

第三个问题,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,从粗放型变成集约型,从速度型变成效益型。

现在美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,把经济转型放在重要地位。为了将来在市场有更大的竞争力,连美国都在积极转型,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一点。经济转型一定要花时间、花精力、要投资。大家都有这个愿望,我们的经济最好是V字型的走向,滑下来就立刻上去。

但是,第一,这做不到,因为这不由我们自己决定,而是受到欧美国家市场复苏影响的。它们复苏慢,我们哪能一下就上去呢?而且一下来就上去也没有什么好处;没完成转型,上去有什么好处?还是跟过去一样,将来又会发生那个问题,旧病又会重犯。所以宁肯上去慢一点,变成U字型的,在下面待的时间长一点再上去。这样可以在U字下面这个阶段进行经济转型。美国都正在转型,我们再不转型,在国际市场中能有多大竞争力呢?

经济转型的主体是企业,而不是政府。规划、指导、服务,这是政府的作用。

下一轮经济我们突破口在哪里?很多自然科学家、工程方面的专家、经济方面的专家在政协几次讨论,一般认为有四个突破口:

第一个突破口就是新能源。新能源会带动整个运输行业的全部改造。他们设想小汽车用电池,不管什么电池,太阳能电池也好,风电电池也好,还是其他什么锂电池、氢电池,就是要把汽油省下来,或者至少一半用汽油一半用电池。他们还设想,将来这个电瓶一定要体积小,体积太大不行,一下班或者一回家,汽车一停就充电去了,第二天就可以继续开。

第二个,新材料。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意想不到,比如中国的建筑材料、形状可能全部都变了,有智能控制的新材料,冬天保暖、夏天凉快。还有装备制造业的新设备换用新材料。

第三个,生物科技。生物科技的影响面很大,医疗、卫生当然是一个方面,食品也是一个方面,包括将来吃的蔬菜、牛羊猪鸡鸭肉,可能都在生物科技上又安全、又营养。

第四个,环保产业。环保问题越来越重要,环保产业能带动整个经济的改造。

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生物科技,加上环保产业,是我们要选择将来经济转型的突破口。

第四个问题,自主创新。大家都谈自主创新,实际上在过去长期对自主创新重视不够,这点一定要充分注意。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到的两个例子很突出。

第一个例子,上世纪末,中国彩电在世界上占领前面的位置,但是传统电子管式的彩电很快被液晶的、平板的彩电所替代,而日本在液晶、平板彩电方面领先。这样自从液晶、平板彩电出来,我们就落后了,现在正在改呢。当初我们疏忽了这一点。

第二个例子,也是上世纪90年代末,我们的照相机居世界前列,可是我们也是忽略了自主技术创新,没想到几年以后,数码照像机代替了传统的光学照相机,日本、韩国在数码技术方面走在我们前头。现在的数码相机,不是日本的,就是韩国的,有哪个是中国出产的,没有。世界领先地位被占领了,世界市场被占领了。所以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,在自主创新上一定要加快。

自主创新问题对于品牌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。大家都已经认识到,品牌是靠自主创新来支撑的,没有自主创新的品牌不可能维持多久。有人觉得自主创新跟我没多大关系,我是劳动密集型企业,自主创新是科技型企业、资本密集型企业要做的。不对,劳动密集型企业同样要自主创新。

这次我们去广东调研,做玩具的,传统产业;做服装的,传统产业;做鞋的,传统产业。有的企业说我在设计上创新,先有创意再有创新,这样我就能够占领市场;还有的企业说,我做玩具在原材料选择上有突破,我就能打开市场;还有人说,我在环保方面有突破,你们对环保的重视不如我们,我的产品就好销;我营销方式有创新,我内部管理有创新,等等。所以说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企业,也要重视创新问题。因为没有自主创新,品牌就创造不了;有了品牌也难以保持。

最后一个问题,培育新型的企业家队伍。

时代在变,整个世界在前进。作为一个企业家,如果停留在过去认识的基础上,那就不能适应当前的要求。应该注意到怎样才能不断跟上时代,做一个新型企业家。

新型企业家首先要认识到,企业做精是最重要的。小而精也是精,做精是第一。先不谈做大、做强,先做精。做精可大可小,小有小的好处,大有大的好处,但在精的基础上,做精就做强了,做稳就做大了。很多企业发展很快,一下子就垮了,为什么呢?大而不固有什么用,所以做精、做强、做稳、做大,这是最重要的。“小富靠勤奋,中富靠机遇,大富靠智慧”,这三句话对每个企业家都很重要。只要站得高、看得远,思路是新的,那就能够大富。

最后讲一个故事。树上停了一只鸽子,树下躺了一条蝎子。蝎子抬头跟鸽子说话,我想过河去,可是我没办法,你驼我一段路飞过河吧。鸽子说可以驼,可是你别扎,你扎我,咱俩都掉下来死了。蝎子说,你要命,我也一样要命的,不会扎你的。于是鸽子就下来,蝎子就爬到它背上。飞到半空中,蝎子扎了鸽子一下,鸽子就掉下来了。鸽子说,叫你别扎我,你看我俩都得死。蝎子说对不起,对不起,这是惯性,扎惯了。所以以后蝎子再要鸽子驼它过河,两个同时都说,我们是同命运、共生死的,这样就能平安地飞到对岸。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不知道民营企业如果垮了,对地方政府首先是不利的,地方政府税收减少了,失业增加了。但是地方政府管惯了,就要管你。所以说应该学鸽子跟蝎子的故事,咱们都是同命运的,咱们共同把地方经济搞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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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7-09-25 15: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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